almost 5 years ago

這個禮拜以來最驚天動地的新聞應該是江蕙即將封麥的新聞了,對於長期關注於台灣文化產業的我,流行文化也是我關注的一環;從江蕙封麥的新聞開始,我想到的不只是多可惜;而是台灣的音樂界已經低迷這麼久了,難道政府沒有任何的方式來解決這些問題嗎?

今天,我將透過一些這幾年來台灣音樂界有關的新聞事件,來和大家聊聊台灣的流行音樂界是不是真正出現斷層了?或者是說,台灣的流行音樂就是不是被搞出斷層了?而我們又要怎麼看待這些事情?該如何能夠振興台灣的流行音樂呢?

如果說道流行音樂界最重大的新聞議題,我想應該是這則新聞:

2012年,位於台北市師大路的知名Live House《地下社會》,因消防法規的限制,地下社會於7月15日熄燈,結束其15年的營業;引起知名樂團五月天、1976、小應等大批音樂人的聲援。《地下社會》停業事件沸沸揚揚,在當年8月中雖然復業了,卻還是在一年後的6月15日,再度結束營業;地下社會的官網部落格寫道:「地下社會的租約就要到期了,二零壹三年六月十五號就是我們的最後一夜。 很遺憾,政府對於 Live House 法規沒有任何作為,師大三里自救會仍然多方施壓,視我們為社會亂源。 就讓我們珍惜所有一同創造的回憶,謝謝大家!」
《地下社會》的停業,是繼2011年女巫店傳出停業後再一次的震撼彈;雖然女巫店在政府力保下包留下來了,但是地下社會就這麼的結束了。

地下社會的停業,引起音樂人、文化人熱烈的討論。最主要的原因與關鍵就是在政府機關對於Live House的相關規範,以及態度是什麼?

2012年,文化工作者張鐵志在蘋果日報的《沒有地下文化的蒼白民主》一文中這麼說:

解嚴25年,經歷多場社會運動和政黨輪替,我們赫然發現發展主義的幽靈回來了,保守主義的幽靈回來了──政治戒嚴解除了,道德戒嚴卻開始了。現在的人們比25年前更懂得追求「美好生活」,但這個美好生活的想像背後是中產階級的道德觀,是地產霸權作為物質基礎(這是我們已經或將要買下的住宅,所以我們對附近社區有最大的發言權)。所以一如威權時代的當代變種,富有的秩序守護者要剷除那些礙眼的異質,要在城市中消滅那些破敗的房子蓋起新大樓(在許多例子中建商會先蓋起叫做「台北好好看」的假公園),在城市河岸拆毀破舊的都市原住民部落,要把吸菸者、遊民、偶爾在公園喝酒談天的文藝青年逐出公園,要拒絕癌童中途之家進入他們高貴的社區。於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乾淨無菌、沒有人渣、失敗者、流浪漢、邊緣人、搖滾青年與頹廢詩人,最好也沒有窮人的城市;在那裡,將沒有黑暗的地下社會,只有光亮潔白的地上美麗新世界。
走了一個地下社會,不只代表這個城市正快速失去了多樣的豐富靈魂,或者這個政府對於音樂產業的根源是多麼漠視,更是代表台灣25年來的民主不愛噪音、厭惡異議與多元,而只剩下一副蒼白到貧血的空殼。

自由作家廖千瑤也在《「地下社會」讓威權恐懼》文章中聲援:

多年下來,就算台灣已經在形式上做到了民主化,政治威權無法像過去一樣無孔不入,但是政治威權仍然沒有學會要尊重文藝工作。
看看迴響、看看魚骨、看看女巫店,乃至於最近的地下社會,政治威權對這些文化符號簡直既陌生又恐懼。政治威權訴諸盲目全心的服從,講究整齊劃一的秩序,無法真正容忍居然有個空間是政治威權的不臣之地。官方只要透過幾個簡單的法規、幾個過時落伍的法規解釋,這些地下文化的多元與獨立就會消失殆盡。

其實在2011年女巫店的停業風暴中,大家就看到問題了。
第一,文化單位對於這些Live House有沒有任何的保護?或是針對這些流行音樂歌手的搖籃,他們有沒有想過要如何幫助這些Live House存活下去?還是在一旁落井下石呢?
第二,女巫店在台北市政府力保下留下來了,地下社會卻一再被刁難;政府單位的「那把尺」標準究竟為何?
第三,政府要基於法規讓這些Live House停業沒關係;但是他們有沒有任何的替代方案,給予獨立音樂者演出的空間?或是就讓這些音樂人自生自滅呢?

當時的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經在地下社會宣布停業後到現場與音樂人們對話,儘管文化部的立場表示應該要協助這些Live House找到合適的法源,協助處理相關法規問題;但是時間一拖再拖,終究這個棘手的問題沒有被解決,地下社會終究停業了,大家要問的是:「那這些音樂人怎麼辦?尤其是以這些Live House維生的獨立樂團,他們要如何生存?」

這問題被擱置了,直到去年台北市長選舉中,柯文哲的競選政見才讓大家重新對這個議題看到一絲絲的曙光;然而關於Live House的問題,難道真的無解嗎?或是說,難道我們真的找不到任何的替代方案來協助這些獨立樂團生存、成長、茁壯、傳承嗎?

以表演空間為例,政府應該要整合現有的文創園區,提供一定比例的空間給獨立樂團有機會演出,藉以強化獨立樂團的知名度。
近年來政府常以補助的方式提供獨立樂團出國演出,然而補助的方式卻也因為補助的方式而引起爭議;Punchline 實習編輯張嘉真在《台灣獨立音樂 真的站上國際了嗎?》一文中提到:

政府將出國參與音樂季的計劃,以標案方式,開放給各家廠商競標,再由得標公司尋覓演出樂團。例如2012年的日本Summer Sonic音樂祭,便是由典選音樂公司得標;2013年中國的草莓音樂節,是由角頭文化公司得標;2013年的日本Fuji Rock音樂祭則由這牆音樂(The Wall)得標。可是,當音樂落入標案,不免出現矛盾,例如誰有資格競標?或樂團若不想跟這些公司合作,卻又需要補助參加音樂季,該怎麼辦?
更可惜的是,台灣樂團在中國本來有一定的市場,但台灣政府卻主動砸錢給中國各音樂節的主辦方,從機票、交通費、食宿、演出費、宣傳費一手包辦(一般稱為買舞台),原本應由音樂節負責的開銷,台灣政府全數買單。

如此都讓政府對獨立樂團的補助美意打了折扣。
對於獨立樂團,我認為補助當然是協助他們成長的方式之一,然而更重要的是除了補助之外,有沒有足夠的演出舞台可以提供給這些樂團?而演出的行銷面、規畫面,有沒有辦法獲得足夠的協助?

以去年因為學運大紅的獨立樂團《滅火器》而言,去年12月13日在華山大草原舉辦戶外售票演唱會,然而這場演唱會卻也因為行銷面的關係,導致演唱會前臨時更改進場方式,改為一張票兩人進場;這場以台北市文化局掛名指導單位的演唱會照理說應該是可以有非常足夠的資源來進行相關的行銷的,然而可能因為上面我們談論的的補助方式,導致這場演唱會的美中不足。

除了演出空間及補助方式外,文化部前些日子也傳出了引起眾論的相關政策討論:

【沃草獨家】文化部砸千萬 流行音樂職能認證制度設計通通委外

雖然當時文化部長一再強調證照制度是僅限於技術人員,卻仍然在業界受到熱烈的討論:但我依然認為,流行音樂的證照制度是對流行音樂界極度不認識而產生的政策方針,音樂創作人鄭華娟就在臉書上吐槽:「大家想像一下約翰藍儂咬著鉛筆考流行音樂人證照的樣子!」;尤其文化部委託商業專業團隊針對流行音樂政策進行評估,要如何能夠使音樂界信服?這實在是應該被深入探討:為什麼會這樣制定政策方針的?

要針對流行音樂制度相關的制度或是補助並不是不可以,但是相關的專業評估不能由完全與音樂界、文化界無關的的團隊進行研究、制定;如此一來會讓大家感覺究竟是專業至上還是權力至上呢?文化部的相關補助如果不能繼續向文化界請益,而是尋求與文化較無關係的商業研究團體進行研究,如此一來只怕相關文化政策仍繼續無法使人信服。

流行音樂界其實不缺人才,然而政府相關部門長時間的漠視,讓音樂界走向今天這般斷層;如今要如何亡羊補牢?相關單位還能期待嗎?讓我們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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